铜是现代工业很重要的原料之一，因具备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抵抗腐蚀能力和可加工性，而被大范围的应用于电子、电器、机械、化工、建筑、装饰等一系列领域。从航天器、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医疗器械为代表的高端品类，到电线、电缆、管道等低端品类，铜都表现得不可或缺。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每年消耗铜的量和铜消费结构，尤其是工业中最普遍使用的精炼铜，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工业规模和发展水平。
根据伍德麦肯锡（Wood Mackenzie，一家全球能源和资源行业较为权威的咨询公司）的统计，2022年全球精炼铜消费量合计2500万吨，其中中国的消费量超过1350万吨，占全球消费量的54%，美国消费占比为7%，西欧诸国合计13%，日本4%，印度3%，墨西哥2%，泰国、印尼、越南合计3%。除了这9个国家，其余国家合计13%。
仅从铜消费量一项，就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制造业总的来看，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0%，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当谈及新冠疫情之后的逆全球化浪潮和产业链重构时，一部分人会对欧美的产业链回流和印度、东南亚的产业链转移感到担忧。如果抛开短期情绪的影响，仔细分析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许能够获得不一样的结论。
1949年到1979年，新中国建国头30年，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后来中国之所以可成为联合国认证的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30年的积累。
所以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尽管中国的精炼铜消费仅占全球消费量的4%，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中国迈入全球产业链、满足海外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需求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20年，中国为来自海外的产能转移和国内自身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策环境和优惠待遇，提供了像“三通一平”这样的基础设施配套，提供了数以亿计纪律性强、训练有素且成本低廉的产业工人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中国的精铜消费量占比已经从4%增加到12%。
从精炼铜消费格局看，2000年美国仍占全球消费量的20%，西欧占26%，日本9%，发达国家的占比仍占全球50%以上，与20年前相比并没发生显著变化。
“入世”以后，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成本优势和不断攀升的产业链地位，依靠一大批快速地发展的企业和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很好地承接了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转移需求，并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所以20年以后，中国的精炼铜消费能够占到全球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而美国、西欧和日本合计萎缩到30%以下。
所以当我们谈及产业链转移，仅从铜消费一项数据看，当前特别难找到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接替中国的产能。印度目前的消费量仅有64万吨，仅仅是中国的1990年前后的水平，越南、印尼等国家则更少。按伍德麦肯锡的预测，到2040年，印度的精铜消费量可能达到280万吨，全球占比上升到8%，届时美国占7%、西欧进一步萎缩到11%，日本2%，泰国、印尼和越南合计上升到9%。按280万吨计，尚不及中国2003年300万吨的消费量。即使说伍德麦肯锡的预测还有些保守，但中国的体量，也一定不是这些国家在短期内可以企及的。
我们的一线调研发现，真实的情况会比预测曲线的剧情更丰富。过去几年的供应链冲击之后，一些企业考虑供应链安全的原因，会想办法应对。其中一部分会选择离开中国，去本国或者第三国建厂。有的企业会采用“China+1”的策略，在中国和中国以外都保留生产线。当然可能还有的企业会发现其他几个国家的成本、效率不及中国，最后又选择回来，或者在海外继续和原来的中国企业合作。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很多外国企业还会依靠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去它们国家投资建厂，或者和中国企业组织技术合作。
所以对于优秀的中国企业而言，当下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产业链转移，而是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链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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